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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杨紫烨镜头下，百姓们的纯粹而真实，折射出中国正在经历的历史，她背负着记录和审视的期许，这是她的选择。在没有选择当中寻找生存的狭隙，就像她每一位小人物主角。

　　“我知道香港纪录片是被人遗忘的市场，香港纪录片实在太冷门，几乎没有人愿意拍。遇到敏感题材，当事人不愿意接受采访，更随时可能泡汤。中国纪录片也愈来愈难拍，外国经济衰退资助减少，政府支持不用说，故创作人拍来拍去都是很个人的小题材，他们没有很大的支持，探讨较大的课题。”

　　她认为香港纪录片未达多元化，独立制作人不多，题材有限，生活压力太大，“纪录片制作人需要很大空间，包括生活空间和思考空间，香港afford到昂贵的生活成本。

　　拍纪录片无疑是杨紫烨的“正职”，但为了生计，不时也要接一些剪接的工作。下一个作品，她正想拍拍香港新一代面对的生存压力、一套讲香港回归二十年的纪录片，也考虑拍一套剧情长片。“我想拍香港，还在搜集资料”。

　　日光之下，岂无新事？

　　在北京的这些年她学会了伸张正义也得讲方法，懂走位。在良知呼唤和政治暴力挟持下，她要保持平衡，在翻墙、河蟹之下享受掘出社会问题的乐趣。

　　处身人满之患的中环，这位游子显得有点不自在，摄影师要求拍照，杨紫烨希望拍摄在老区进行，例如上海滩旧巷那些替人补鞋或者擦鞋的小摊子附近。我不敢相告上海滩早已搬走了，擦鞋老匠也要领牌，中环一日一景，能担任存在的“旧景点”我只想到屹立在雪厂街的煤气灯。

　　和杨紫烨道别，走在中环的人潮中，突然想起了萧干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节录：“他心中有盏良知的明灯，它时明时暗，却没有熄灭过……”

　　这语录也是一位奥斯卡得奖导演的生活艺术和创作哲学。